所有的社会行为的基础，功能因素远强于观念因素。只要功能性原因是刚性的，观念因素5-20年就可能180度的转向。
正如江西彩礼高的根本原因，压根不是什么文化观念问题，而是人口结构化流出、适龄女性外嫁和区域性分配不公导致的经济洼地地区，中低阶层人口社会保障对后代的需求。在此之上再叠加一些非核心因素造成的。
而北上这种不缺年轻女性的地方，婚姻市场则按另一种逻辑在发展。
所以，滞后的重男轻女的观念性原因，讨论起来没啥意义——你是无法影响绝大多数成年人的认知的，只能从社会基础分析，当下的社会心理是怎么形成的，以及下一阶段可能怎么发展。
现在可知的是：
- 前三十年因为国家基础工业建设需要劳动力，加上“男女都一样”国家意识形态带来的基础性别平等；
- 改开三四十年，在独生子女政策、高校扩招带来的中产阶层扩容、自由主义权利意识、改开市场化带来的男女职业竞争力分化、配套的城市社会性别意识补偿性纠偏等因素影响下，滞后的农村男女平权现实与认知，和前卫的城市男女权利关系调节，带来了城市社会关系中女性地位的阶段性红利；
- 然后是近5-10年来，分配差带来的阶层矛盾、性别矛盾、家庭权利关系矛盾混合，这几十年改革中同样利益受损的中低层男性和中低层女性的底层互撕，情绪化加经济社会关系博弈，带来的事实上无解的性别冲突。
短期内这种无效的性别撕逼是无解的，如同绝大多数所谓的教育问题，本质上都是社会问题一样；绝大多数的性别矛盾，本质上是阶层矛盾和社会角色主体性矛盾的混合存在。简化到性别筛选这个问题是无意义的，这本质上不是重男轻女。和明清的溺女问题一样，是各种社会功能性因素导致的当事人“理性”选择。
真想解决问题，需要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和时间来调整，简单的撕逼和权利主张是没有用的，肾上腺素飙升带来一时的“爽感”，爽感过后的无力感和愤怒，和宿醉后的头痛差不多同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