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程中，规则、关系甚至合理范围内的威胁，能用的手段我都不会放弃。但我从来不觉得：在所有人都在按规则来的时候（即使这规则是不够理想、或者有问题的），我就必须比别人享受更为理想的待遇。这是个体意义上的最惠国待遇。它在公共管理和数学意义上都是不具有现实意义的。

公共资源和治理技术，主要都是处理常态事务的，特殊场景必然要走特别机制。不能要求所有的公共服务标准都按处理特殊事务的标准来，这类似于要求铁总按春运的标准保持平时的运力，财政体系根本吃不消，治理体系也无法支持。

提高治理能力、完善治理体系不是想到就能做到，正常情况下，其进化是以20-50年为单位进行的，中国的公共管理能力的升级，无论是纵向参考历史、横向参照全球其它国家，都是变态级的，5-10年必须有明显优化的，否则就是政绩和执政能力的问题了，上岗上线一下，问题还是蛮严重的。

虽然这样说，但缺少对特殊情况的对应处理机制，可能因为行政资源不足或者治理能力不足，仍然是值得和需要去改进的，毕竟，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这flag立在那里，不做是很有问题的。

先不谈财政会不会破产，治理体系也不一定能保证走得通。不要拿美国说事，美国的解决方案是让老百姓自己花钱解决，或者发动群众斗群众（代议制），政府不承担责任。小政府的好处，中国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管得太宽，你啥都管了，出什么事自然都是你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