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共体系“失责”的批评，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常见心态，也是一种常见的认识失范。这种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本身，往往只能彰显批评者的“道德立场”，而对于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通常并没有什么建设性意义。很多社会问题，本质上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不是能力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

首先，社会是个混沌系统，不存在没有“问题”发生的社会。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社会问题]就是[社会存在]本身，形式逻辑上就是个悖论。单纯的指责“社会问题”本身，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只能说很大程度上没有意义。这首先缺少一个关于问题的合法定义。

公共治理体系的正当性，是有些比较明显的有效边界和条件约束的，对其“失责”的批评，需要先对议题进行展开，对议题的存在本质、形式构成、社会基础和观念叙事进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才有建设性讨论下去的基础，否则，更多的只能是一种“有态度”的“代言”和“标榜”而已。

回到对上海这轮疫情的批评本身，简单的指责上海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是没太大意义的，超纲的社会现场，失序是必然的，适当追责也是必要的，但重心还是应该在：如何完善现在社会系统的规制、工作体系，提升工作能力，使其能覆盖更广泛的场景和更极端的情况。

搞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相关工作的，可以抓紧了，这次的疫情提供了相当难得的研究现场。以往的理论和方法论，很多都是基于前置假设和预设社会条件基础的，合法性本身都只能算是假设，现在社会现场直接提供了条件实例和实验数据，开干吧，比较容易出活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