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法律界、商界、文化领域……等等等等，这些以私权利为安身立命基础的场域，要求他们客观科学的说话是很难的，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利益格局，注定了他们的观念天生偏自由主义，且缺少系统性思维的——某种意义上，他们厌恶一切复杂的东西

打个比方吧：假设你是一只生活在小树林里的兔子，你的生活没有太多的社会性需求，你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关注点在：食物在哪里、窝在哪里、狐狸等威胁在哪里，基因优秀的配偶在哪里等等。

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你是不太需要关注气候周期、城市包围森林、外来物种入侵这种复杂、长周期的议题的，因为在你的生命周期里，他们对你的影响难以被感知，基本上可以忽略。

这种情况下，你所理解的客观基本上是这样被定义的：微观尺度（个体自然及生理属性为基础），简洁维度（以较为单一的视角和逻辑关注为基础）、功能标准（以个体或自然族群功能性价值为基础）、变化厌恶（对于不确定性和约束性的本能反感）。

上述是一种主体性意义上的“客观”，它和结构意义上或者系统意义上的“客观”是两回事。主体性意义上的“客观”事实上是对于现象的主观的逻辑性知识和规范化叙事的集合，这是一种基于原始本身的认知和叙事实现。不能说错，只能说是其认知体系约束下的“客观”。

以上是智慧性生物的特点，同时作为社会性动物，人在“事实系统”和“逻辑系统”之外，又建构出了一个“观念系统”，它基于前两个系统经主体价值滤过之后，形成的一套意识形态。由于“事实”是无法全知的，而“逻辑”受制于知识约束和语言约束，“观念”又有价值观和利益的导向性，因此自然（及自由）主义下的认识和表达，注定是无法客观的。

进一步的，当不同的（广义）社会系统，将人置于（狭义）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中时，构成“社会人”的社会身份带来的意识形态约束，与源自“自然人”的主体利益和生理约束相结合——再经过上诉社会子系统中代理人体系的调节，人同时成为了“目的”和“手段”——这一进程，康德的人本主义理念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它只能在观念系统中调整文化表态，但调节不了事实系统的程序实现。

不多展开了，回到起点：以私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在反集体化的大块头私权利时，它才具有正常性；同时，当它在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和碎片化的特质时，它才可能找到自然主义层面之上，更好的可能性——否则，它就只会成为一个森林里的动物玩家，可能是兔子、可能是狼、可能是老虎，也可能是老鼠，它能提出的一切观念，只具有人类学意义，而非其所追求的人本主义的意义。

最后补一句：媒体、法律界、商界、文化领域、代议制政党的精英，严格意义上，已经不再是基础社会的社群代表，他们已经异化为一个独立的“代理人体系”，有着其独立的立场、观念、权利和角色诉求及表达——自由主义者应该反抗的不是所谓的代表“威权”的公权力，而更应该警惕的是这些代表私权利集合的代理人们，他们不代表公权利，他们恰恰属于大块头的私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