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罗马帝国中后期开始，欧洲的基础公共服务（社保、教育、扶贫、济困、扶老、助幼、救孤、恤病、助残……）主要是由教会提供的，工业革命，宗教改革派、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合谋，挤压了教会的地盘，一定意义上等同于社会的公共性被挤压，缺位的公共服务需求，就由自组织的公民社会补位了。

公民社会本质上是前现代社会的小微社群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解决常态社会的小问题可以，解决复杂问题和特殊情况下的大问题，有效性高速趋向于零。传统中国社会的家族制是更有加效的替代，而现代中国强大的国家工作体系直接捅到社区，都没有公民社会的空间，社区社会组织也只是现有系统的业务、组织和经济上的优化而已。

基于组织社会学的逻辑，相比当下更为系统性、多元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体系，公民社会就是一种原始、落后、低效的社会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的供给机制而已，为啥要硬上？它那些闪闪发光的人本思想和人文情怀，如果没有对于教会和封建的体制和因素需要反动一下，以表示其先进性和价值意义，啥也不是。

此外，社群主义和公民社会的价值标榜，可能隐隐约约还有一些现代性意义上，自由人对组织化社会的反动美感，属于现代性的内生矛盾和现代人自由价值的悖论在，这是自由主义背景下西方人的文明病，没这病的人，没事就别凑这热闹了。喜欢这种审美的话，自己照镜子去就好了，少在外面秀，更不要逼人陪你一起过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