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程中，可能是管理团队和负责人的问题，也可能是理事团队的问题，还可能是具体事件放大了各种结构性的小问题。但根本问题在于政府的监管体系，对合规的无节制的要求，完全无视社会组织现实的发展阶段，非常用成熟型、体系内组织的治理标准，要求起步期/成长期、社会化的社会组织。

每多社会组织（民非、基金会），本质上就是发起人的朋友圈和公共事务办公室，民政坚持“理事会治理”“社会化运作”的管理原则，这原则没什么错，可是你管理的对象和你这要求不匹配了，你信不信发起人（不管是出资的还是创办者）没有对机构的“拥有感”后，这机构离死就不远了——僵尸化的活着不算

另外，这个过程中，负责人不擅长对于理事会的社会资本管理（如只会做事、不会做人的局限性），理事会（尤其是非出资的理事长）的自我认知偏差（如不负责任的行使与责任不对等的治理控制），也是机构玩完儿的常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