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祺@知乎
《八次危机》出版于2013年，视频课程《经济危机及其应对的中国经验》（俗称“十次危机”）录制于2017-2019年。“十次危机”相比“八次危机”增加了第一次危机（1949-1951）和第十次危机（2013-2018）。本文是在《八次危机》和“十次危机”的基础上，结合笔者的理解进行梳理，并补充相关知识而成。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只能回避很多现代史敏感话题，强烈建议阅读原著。
概述
主要内容：“危机论”是温铁军研究团队对1949年以来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历史教训，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做的一个归纳。
研究原则：去意识形态，实事求是。
理论基础：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
前提概念：
- 现代化（不论是否工业化）：人类近代历史中的一个资本和风险同步向城市集中，并周期性爆发危机的阶段性过程。
- 成本转嫁论：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造成的危机代价，主要是向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转嫁。二战开始后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在参照西方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不再可能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大多数堕入“发展陷阱”。能够跳出“发展陷阱”的国家，大都可归因于有某种条件对内转嫁成本。
- 工业化路径：首先需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剥夺过程。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路径=对内剥夺+对外负债。对内剥夺：从“三农”领域或资源环境提取剩余。对外负债：外资依赖。
-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中国真正的比较优势并非人口红利和改革红利（一般发展中人口大国都有），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和“土地均分制”的基本财产关系制约下，乡村中内在形成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得以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城市工业化的危机代价对乡村转移，是在城市实现“软着陆”的条件。
- 制度派生论：制度不是主观决定的，而是派生的，派生于产业资本转移的内在机制及不同执政者应对危机的不同宏观政策调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工业化后期阶段（生产过剩阶段）：
- 第八次危机（1997-2001）
- 第九次危机（2007-2010）
- 第十次危机（2013-2018）
第一次危机（1949-1951）革命红利+局部战争>恶性通胀
时代背景：
- 民国时期形成的恶性通胀在延续，国民党撤离时带走全部黄金储备，解放区为继续抗战和维持城市运转而增发货币，导致通胀进一步恶化。
- 建国初实行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保护私人资本，试图通过发展私有制工商业和促进城乡市场交换，逐步完成民族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进入以城市工商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
- 面对恶性通胀，私人资本不会进入实体经济，只会大量进入投机领域，先是推高虚拟资产价格，后又炒作“两白一黑”（粮食、纱布、煤炭等物资）。
- 土改完成了对占全国人口88%的农民的广泛动员，但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因“交易费用”过高，不便于民族资本主义提取农业剩余，难以资本积累。
“耕者有其田”（1950年）
危机表现：
应对措施：
- 1949年取缔金圆券，禁用银元遏制投机，建立物资本位的货币体系，重建信用基础。对城市实行军管，查封交易所，没收官僚资本和跨国资本，1951年底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建立国有资本及国家管控的制度体系。
- 土改使解放区农业产量大幅增加，政府在农村收购物资，在城市抛售，打败城市投机资本，平抑物价。另外，政府增发的货币70%流入农村，被农民作为买地的财富储存起来，降低了发生严重通胀的条件。
- 1949年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用合作社的组织方式降低政府与极度分散的农民之间的交易费用，便于提取规模剩余。
-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开始中国获得苏联援助，迅速建立国家掌控的军重工业基础，走出经济萧条。
苏联援建156个项目（1950年）
第二次危机（1952-1960）再依附：“外资依赖型工业化”的代价
时代背景：
- 1950年朝鲜战争使中苏建立战略同盟关系，故之后苏联共援助中国54亿美元工业设备和技术投资。中国迅速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并且主要按该体制的要求在 1956 年完成了对所有私营工商业和小农户经济的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民族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演变。
- 50年代上半期中国城市和政府“全盘苏化”，引起领导人警惕。在中国坚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诉求下，苏联于1957年突然中断援华投资，中央缺乏资本继续推进工业化。
- 1958年中央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依靠地方财政资金和资源，参与原来被中央政府垄断的国家工业建设。地方政府缺乏经验，在“制度路径依赖”下，模仿苏联投资形成的重工业模式，积极盲目推进地方工业化，是为“大跃进”，加剧财政赤字。
- 工业部门为消化军重工业产品，占有农业剩余来完成工业化，调动劳动力集中投入替代资金匮乏，故1958年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其降低了农业生产积极性。
- 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进行“大炼钢铁”，粮食供给下降；中国对苏联负债需要用农牧业产品和矿产品偿还，加剧了农产品短缺。
“以钢为纲，全面跃进”（1958年）
危机表现：
应对措施：
- 动员城市过剩劳动力去农村，第一次“上山下乡”，从1962年秋到1966年夏，4年下乡知青129万。
- 农业集体化建设了大陆型国家最大规模的配套的水利系统 ，为粮食大规模增产奠定基础。
- 1961年农村集体化作出调整（队为基础，三自一包），部分恢复小农经济，放松政府对农民的全面控制，农业生产逐渐恢复，财政形势随之好转。
第三次危机（1962-1970）去依附的代价：地缘环境紧张与“三线建设”
时代背景：
- 60年代发达国家发生生产过剩危机，开始对外转移产业，致使其国内失业抬升，社会矛盾激化，世界各国爆发社会运动（美、意、法、日等），迫使霸权国家通过对外战争和颠覆转嫁国内矛盾，政变频发（拉美、非、印尼、越、韩等）。
- 中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完成对美苏去依附，维护主权，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榜样，加剧了中国被西方敌视，地缘关系高度紧张。
- 为保护初步形成的军事重工业基础，1964年中国开始向内地大规模转移沿海的制造业，实施投资巨大但几乎不产生微观利润的三线建设，造成倍加的维护军事重工业的制度成本，同时取代了1963年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三五计划。在资本绝对稀缺的条件下，发动农民以成规模的劳动力代替稀缺的资本要素，维持国家工业体系。偿付外债+三线建设，使财政负担过重，1967年爆发赤字危机。
- 在外资控制条件下形成的上层建筑，不仅仍然得继续维持，而且符合外资需求而建立的高成本的教育文化科研等体制也与自力更生的经济基础对立，遂有先改军队再改教育和文化管理体制的文化革命。
三线建设示意图（1964年-70年代末）
危机表现：
应对措施：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1968年）
第四次危机（1969-1975）中苏美大三角调整与“第二次外资”的代价
时代背景：
- 美国对外深陷中苏共同支持的越南战争20年，对内遭到国内民权与反战结合的社会运动压力，迫切需要战略调整，需求破局；中苏关系恶化，发展到1969年的边境战争，对华核威胁；美国不能坐视苏联使用核武器再度控制中国而失去战略缓冲，因而出面干预并向中国传递信息；中国有意与美国达成和解，实现平衡，并基于“中国20年没有大战”的判断，转向经济建设。
- 西方全面完成“再工业化”，接续发生生产过剩危机，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加剧，在60-70年代通过向外输出制造业得到海外产业投资收益而缓解内部矛盾。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随之崛起。
- 1971年美国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从锚定黄金变为锚定石油和粮食，奠定金融全球化主导地位，美国开始从产业资本阶段进入金融资本阶段。
- 中国为了调整偏重偏军的工业结构，1972年开始由中央引进西方43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四三方案），中央承担外债偿付责任，原因是试图维护本国工业化发展的自主性，不能影响经济体制，更不能影响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个情况不同于80年代以后对外开放允许外资直接投资设厂。
- 1972-1974年连续追加投入造成财政收不抵支，投资能力下降，城市失业增加。
尼克松访华（1972年）
危机表现：
应对措施：
第五次危机（1978-1980）外债与赤字引发的经济改革
时代背景：
- 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 中国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对世界各类国家都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中国放弃对日本侵略战争提出赔偿，日本1979年开始对华援助低息贷款，东北亚局势明显缓和。
- 第一代领导人相继去世，过渡时期领导人于1977年推出“八二方案”，引资规模达到82亿美元，大大超过中国的财政和外汇支付能力，且原计划8年完成的方案仅2年就实施完，财政压力激增，后称“洋跃进”。
- 为维持稳定，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各种补贴和福利开支增长。
- 越南改变区域地缘战略格局出兵占领柬埔寨，1979年中越爆发边境战争，加剧财政负担。
- 无法再像毛时代那样动员待业青年上山下乡，而且大量知青返程，1979年城镇待业人员达到1500万-4000万，社会治安恶化。
危机表现：
应对措施：
- 在清算WG后，改革和开放成为新的政治正确。
- 农村政策：（1）政府退出最不经济的集体化农业，减少支农支出，缓解财政压力。（2）1978年农村改变集体化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大幅提高粮价，农业产出大幅增长。（3）允许农民从事工商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本化的最主要途径，提高非农收入和就业，拉动内需，创造外汇。
- 城市政策：（1）增发货币，发行国债。（2）在外债压力下“对外开放”，突破外资直接投资的禁区，试办出口特区，沿海各地开办与外资的合资、合作，独资，以及加工贸易型的出口工业开发区。
- 国企改革：“拨改贷”，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无偿拨款，改为通过银行贷款供应。“利改税”，推行了经济责任制，实行责、权、利相统一，推广承包经营责任制。
- 就业维稳：（1）提出国家、集体、个体“三结合”就业方针，要求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吸纳就业（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打开大门办三产，但间接导致国企效率低下，三产子弟组建官倒利用价格双轨制寻租，腐败由此滋生），允许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放开私人资本限制。（2）“严打”运动。
- 1980年开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放权让利，减轻中央财政负担。
深圳特区设立（1981年）
第六次危机（1985-1989）再依附：“西方外资依赖型结构调整”的制度成本
时代背景与应对措施：
- 80年代美国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凭借占世界结算及储备货币70%的特殊地位，得以通过美元为主的全球化去收割纳入美元体系的任何国家的产业收益，在此经济基础上诞生新自由主义，里根-撒切尔主义大行其道。
- 1985年“广场协议”迫使日元成倍升值，造成大量引入日资的中国还款额倍增，借3300亿还1万亿，外债大都通过财政赤字向银行透支，迫使中国长期受制于高通胀。
- 乡镇企业高速发展，劳动力收入快速提高，带来了原材料和消费品的双需求爆发，在当时“价格双轨制”环境下，倒爷推升了商品价格（“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1988年中央决定“物价闯关”并公之于众，结果引发了官倒带动的全社会大抢购，挤兑银行存款，并产生恶性通胀，生产经营困难。
- 中央实施紧缩政策，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导致企业资金困难，生产停滞，并引发“三角债”问题，滞涨危机爆发。
- 经济问题激化社会矛盾，再加上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进入，一系列事件最终引发政治风波。1989年美国带领西方制裁中国，中断外资进入，加剧萧条局面。
- 发展“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出口创汇，让出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减少对地方及公共品的投入。这两方面使农民在收入和消费连续下降的同时，却因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开支刚性而转嫁给农民的负担大幅度增加，迫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并演化为“民工潮”。
- 1992年国家因农产品全国性积压造成财政补贴压力加大，取消粮票，中国进入货币化时期。
物价闯关期间抢购的人群（1988年）
危机表现：
第七次危机（1991-1995）跳出“中国崩溃论”的艰难转轨
时代背景：
- 后冷战格局，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单极霸权形成，国际盛行“中国崩溃论”。
- 中国接受苏联解体教训，加之西方制裁导致资本紧缺，加快经济金融化（货币化和资本化）：放弃票证供应，大规模增发货币；推进股份化改革，开放资本市场（股票，期货，房地产）。尝试利用内资弥补外资的空缺。但经验缺乏和手段有限，导致再次通货膨胀。
- 92年国家确立“市场经济体制”，邓南巡谈话，调动地方积极性，恰逢“四小龙”产业转移需求高涨，东亚和东南亚外资开始进入沿海地区（新加坡工业园等）。全国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上项目热，中央为维持金融体系运作，增发货币。
邓小平南巡（1992年）
危机表现：
应对措施：
- 汇率改革：1994年汇率一步并轨，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7%，大幅贬值刺激出口，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形成外向型经济占主导的经济体制，中国快速纳入全球化，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的影响也日趋明显。
- 信用扩张：赤字+投资需求高涨，只能国债和货币同步大规模增发。
- 分税制改革：1994年，调整中央地方和城乡关系，缓解中央财政困境，中央调控能力增强，但地方财政负担变大，导致“以地生财”，教育医疗产业化，农村负担增加，占80%人口的农村内需下降。
- 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小型、低效国企关闭或卖掉），减员增效（下岗潮），降低财政支出，但同时导致内需下降，加剧了对外依存度。
- 很多应对措施及后果至今都在影响中国，相对敏感，此处不表，建议学习原课程。
朱镕基
第八次危机（1997-2001）东亚金融风暴引发的中国“生产过剩”与中国应对危机的二元选择
时代背景：
- 90年代上半叶，美国进入后冷战，军事信息工程和星球大战等高新技术开始民用化和产业化，带动IT产业崛起，资本回流美国，促成互联网泡沫；中国凭借要素优势迅速吸引外资进入，加速融入全球化；中美关系依旧紧张。
- 80年代先崛起的四小龙等小国幅员狭窄要素成本上升导致“加工贸易”为主的无根外资流出。工业化进程需要资本不断增密，但却遭遇资本外流，最终1997年导火索索罗斯做空引爆了东亚金融危机，东亚需求下降，导致我国刚形成的以外需拉动（东亚东南亚占比高）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受到冲击。内需经过90年代初的改革尚未恢复，中国遭遇内需外需双下降的生产过剩危机。
- 由于之前银行财政不分家，银行被称为第二财政，国企改革、下岗补助、投机泡沫等一系列问题导致90年代初银行不良率20-30%，技术性破产，银行作为政府调控工具失灵。
索罗斯与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
危机表现：
- 中国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也是第一次输入型危机。
- 通货紧缩，经济萧条。
应对策略：
- 内外需均紧缩的情况下，只能靠投资拉动经济。中国借鉴罗斯福新政的“新国家主义”，靠增发国债启动内陆和农村地区的基本建设，客观上起到区域和城乡两大差别的“再平衡”作用。投资拉动从199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2010年已经带动全国各地20万亿投资。
- 金融系统改革，银行商业化改革，为国有银行注资并剥离不良资产成立四大AMC。
第九次危机（2007-2010）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全球危机与中国的“逆周期”调节
时代背景：
- 2000年前后中美关系回暖，2001年中国加入WTO，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资本流出，中国凭借基建和要素优势，成为全球FDI第一的国家，2006年外资企业出口占比达到60%，外需再次高速拉动经济，2003-2007年连续五年GDP两位数增长。中国生产过剩西方生产不足，中国资本稀缺西方资本过剩，导致新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美战略性互补。
-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产业资本大国，贸易收入和投资进入中国，都对冲增发货币（曾经2/3货币增发源于外汇），使金融资本迅速扩张（货币国债增发与企业上市带动经济金融化），国内流动性富裕，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后牛市启动。
- 2005年中国十一五开始推进“新农村建设”，投资1万亿基本建设实现“五通”，为县域经济（中小企业和城镇化）发展为第二资本池创造了条件，三农问题得以修复。
- 美国实体经济外移后，政府依靠负债开支，民间借债消费和买房，长期信用扩张成为金融泡沫的基础，再加上金融混业经营，最终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扩张成全球金融海啸。
- 美国为救市开始量化宽松，导致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石油、小米价格翻倍），欧洲、日本等相继宽松，全球大放水导致全球通货膨胀，并引发社会运动（阿拉伯之春等颜色革命）。
- 受到全球危机影响，外资流入和对外贸易下降，直接造成依赖外资维持高增长的国内GDP下降，连带发生失业率上升。
雷曼兄弟破产（2008年）
危机表现：
- 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下滑，股灾，6万企业倒闭，大规模失业。
- 得益于提前三年的三农投入，2010年经济实现“V”型反弹，危机软着陆。
应对措施：
- 政府采取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2008年4万亿救市投资拉动。三农支出持续提高，逐步成为财政支出最大项。但投资拉动的本质，是用长期的过剩延缓短期的过剩，留下未来的隐患。
- 2005年开始的新农村建设已见成效，2008年开始家电、汽车下乡，外需转内需。
- 稳定汇率，提高出口退税率，刺激出口。
家电下乡
第十次危机（2013-2018）第二次生产过剩与国家战略转型
时代背景：
- 全球走向金融资本阶段，金融资本具有高度投机性，大多与产业规律无关，因而其产生危机也不再具有产业资本阶段的周期性，是常态化的。视频录制于2019年，尚在危机之中，规模失业尚未出现，温老表示很多事情还不明朗，不能下结论。以下内容只是客观描述，并无评价好坏优劣，如何应对危机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 中国经过上一次危机期间的债务和金融资产大幅度增加而成为金融资本总量第一的世界金融大国，与早已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的美国形成竞争关系，威胁到一手发货币一手发国债的美元金融体系，中美关系从战略互补转变为互斥。金融资本阶段的竞争是恶性的，竞劣机制。（欧元诞生后巴尔干半岛冲突不断；伊拉克用欧元替代美元结算石油后伊拉克战争；利比亚用黄金替代美元结算后利比亚战争等等）
- 美国产业外移，金融资本恶性扩张，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贫困人口激增，2011年不得温饱的人口已达20%，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从奥巴马开始连续三任总统都意图恢复实体产业，解决就业，又与第一产业大国的中国形成竞争。美国优势在于土地、技术、资金成本低，实体经济增速达5%，甚至在2018-2019年出现劳动力短缺。
- 发达国家均进入高债务序列，债务/GDP超过100%。全球政府债务2018年高达66万亿美元，是2007年的两倍。但债务结构不同，西方债务以消费性为主，中国债务以资产性为主。跨国金融资本普遍发生债务恶化危机。
- 中国持续20年的投资拉动失灵，全球经济萧条外需下滑，2012年开始GDP增速逐年下台阶，2014年“新常态”，2016年“L型走势”，中国第二次进入产能过剩危机。
- 多年的城市化投入和粗放的规模化农业投入，导致中国在工业、农业双过剩的同时，出现严重面源污染（黄浦江死猪事件）。点源污染可以靠技术投入解决，但面源污染只能靠改变生产方式。
应对措施：
- 新任班子起初采取市场化的顺周期手段（之前投资拉动为逆周期手段，在经济下行时增加投资），发展市场化和民营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但是民营资本在经济衰退期只会析出实体经济，涌入资本市场（2014年股市2016年楼市），脱实向虚，产能过剩愈加严重。2015年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但经济下滑的局势难以改变。
- 西方金融资本危机和国内局势，促使国内改变过去效仿西方的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现代化路径，朝向生态文明转变，即一带一路+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于另一种逆周期调节手段（美国则加速向实体经济转型）。
- 一带一路：陆权战略，通过对周边国家的资本和建设投入，释放需求，带动周边可持续发展，化解冲突；扶贫攻坚，彻底消除贫困，例如光伏扶贫，解决光伏过剩，解决贫困，解决银行坏账，一石三鸟；2017年乡村振兴，投资从以前的行政村（50万个）下沉到自然村（300万个），农村土地资产大幅增值，达到200万亿。中国形成金字塔型双稳态经济/社会结构。
总结
除了建国初期的第一次危机为国民政府时期问题的延续外，其他九次危机伴随四次外资引进，经历了从内生性危机到输入性危机的转变。
- 50年代中国“第一次外资”因苏联1957年援助投资中止，发生1960-62和1968-70两次债务/赤字/危机。
- 70年代中国“第二次外资”引进西方设备技术及服务代价高昂，造成1974-76和1979-81两次外债/赤字/危机。
- 80年代中国“第三次外资”中央政府在承担过大的还债压力的情况下，允许地方扩大对外开放，1988-89和1993-94年发生恶性通胀经济危机。
- 90年代以后中国加快全球化是“第四次外资”，带来1998-99年输入型通缩演化为第一次生产过剩，2008-09年输入型通胀，2015年受西方债务危机影响发生第二次生产过剩。
刚读完危机论时，我感慨万千。中国现代化七十年的历史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回放，那里有时代伟人的智慧，有公社集体的激昂，有知青岁月的蹉跎，也有下岗分流的迷茫。我们一次次站在危机关头，我们又一次次战胜危机迈向新的高度。